一位大佬说过“只要你还在创业,只要你还在这个大的行业里面,我相信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因为红杉总在那里,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就是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一个中国资本界传奇性的符号。
1967年,沈南鹏出生于浙江海宁,7岁跟随父母去到上海,高中进入上海二中,并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得冠军,获得免试直升上海交大试点班的机会。
与当年所有的天才一样,3年后沈南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数学专业,因为成为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是18岁的沈南鹏最大的梦想。
大学4年,沈南鹏日夜苦读阿贝尔定理、格林公式,并对费马大猜想、四色猜想、哥德巴赫猜想非常痴迷,最后得知数论的殿堂在美国时,他决定去美国,向“哥德巴赫猜想”发起最后的冲击。
1989年7月15日,沈南鹏兜里揣着300美元只身前往纽约,那一年他23岁。等沈南鹏下了飞机,兴冲冲跑到哈德逊河旁边的哥大校园,却被告知“9月初开学之前,2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一个字儿也拿不到”。
最后,沈南鹏只好挤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高中同学那里,那同学还不错,给沈南鹏介绍去中餐馆刷了一个月盘子,好用赚到的钱抵房租。
照理讲,哥大排名在美国居于前20位,数学专业世界排名居前10位,即便美国本土高中生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申请上,但是,沈南鹏在哥大呆了一年,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估计是被当年胡适在那里读了10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给吓住了,反正没多久他就去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改在耶鲁读MBA。
一年后,沈南鹏拿到耶鲁的MBA文凭,又回到纽约,并准备了一封50页的简历,开始自信满满在华尔街找工作。
到第一家公司,人家问“炒过股票吗?”“没有”。到第二家公司,人家问他“有没有开过公司?”“没有”。到第三家公司“请简要分析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没有听说过这家报纸。”结果一圈下来,面试十几个公司没有一家进入第二轮。
不过天才就是天才,在十几次面试的过程中,沈南鹏就摸到了门道。此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把江恩理论、5个波浪循环、MBS、CDO、中国国债、布伦特原油报价等问题搞透了。
最后一家是花旗银行投资银行部。那天早上,一共有三个人参加面试。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另外一个就是沈南鹏。
面试官中的一位是斯坦福的数学系博士,他给三位面试人出了两道题,一道是类似鸡兔同笼的智力题,一道是脑筋急转弯,那博士心想“一个仅仅在哥大数学系读了一年就退学的人,数学能好到哪里去?”
他哪里知道沈南鹏在初中、高中六年,天天玩的就是智力题。全国中学生计算机比赛一等奖能是白给的吗?就在另外两个人绞尽脑汁在纸上比划的时候,沈南鹏不到5分钟已经给出了答案。
沈南鹏就这样奇迹般进了花旗银行,职位是投资经理,主要的交易对象是拉美证券及衍生产品。
那段时间,他经常白天盯美国盘,晚上盯国际盘,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只看到我现在打在显示屏上的文字,你看不到我当初滴在键盘上的泪水。”
想想看,中国胃天天吃洋快餐,用英语跟人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是沈南鹏的强项吗?分明是天天拿弱项跟人家强项比啊!只有年底拿到厚厚的4万美元薪水,沈南鹏才想“算了,不挨打就忍了吧!”
1992年终于来了。年初邓公的南巡讲话不仅吹散了国内的乌云,也吹到大平洋彼岸的纽约。当年10月,仰融带领华晨中国在纽交所挂牌上市。隔年,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带着代表团访问华尔街。
和很多华尔街的大陆留学生一样,沈南鹏非常激动“机会来得很突然,国内的资本市场一下子起来了。”记得有一次,沈南鹏在电梯口碰到下班的花旗银行董事长,他本能礼让,没有想到董事长让他先进电梯,并问“你来自哪里?”“我来自中国上海”沈南鹏受宠若惊。
一个星期后他才明白,原来花旗要在香港建办公室“帮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时,我们这些人的价值一下子就大了。”1994年,沈南鹏没有半点儿犹豫,直接去了香港,不过他那次没有代表花旗,而是接受了雷曼兄弟的邀请。
沈南鹏在香港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中国企业做收购兼并或是上市。27岁的他一下子成了各地省市政府的座上宾,除了应付一天三顿的觥筹交错外,沈南鹏也学会了商场、官场的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他有了更多的机会走近长三角、珠三角,了解中国企业“原来不太懂中国的商业环境,到了1999年,我已经比较‘土鳖’了”。
3年以后,沈南鹏跳槽到德意志银行,出任中国资本市场主管。期间他帮财政部成功发行了5亿马克债券。当时花旗、瑞银、摩根斯坦利发债业务主用集中在中行、建行等大型国有机构,沈南鹏百思不得其解“利润不高,为什么大家乐此不疲?”后来一位投行朋友告诉了他这个秘密“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利益。”
不过,沈南鹏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德银债务部门的重点转向企业垃圾债券,也就是“美林、摩根等不屑一顾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帮助浦东外高桥一家叫做“外高桥保税区发展有限公司”的秘鲁企业融资。
本来外高桥大厦只能融资5000万美元,沈南鹏一介入,不但成功融资1亿美元,而且还不用把大厦抵押出去。那家企业从此对沈南鹏死心塌地,后来的好几次发债业务都给到了沈南鹏。
整个1997年,从交易规模上比,沈南鹏的团队根本比不上其他几个投行,但是利润却大大好于其他几家“因为1997年完成了六、七家公司的发债”7个人的团队年底人均奖金就超过百万。
不过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把沈南鹏惊出了几身冷汗“1997年发债的六七家中一半要重组,有两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正是那段时间,沈南鹏对企业的运营风险有了深刻的认识“好好的企业看着就不行了。”
到了1998年底,32岁的沈南鹏已经做到德意志银行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他参与过将近10家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成天给别人做嫁妆,一次次目睹企业“乌鸡变凤凰”,沈南鹏忽然觉得不爽“在那个挺忽悠的年代里,‘泡沫’刺激了我们的创业神经。”1998年圣诞节后,沈南鹏决定离开德意志银行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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