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何在
那么要振兴实体经济，出路在哪里?
凌兰芳认为，首先国家在这方面要有顶层设计，要有方向和线路图，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要调整，是否准备好忍受阵痛。因为届时会有大批的中小企业倒闭，迈向高科技的一年半载又上不去。而如果要慢慢转，那么技术、资金和人才这三要素通过哪一个办法来给予解决，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同时，凌兰芳也建议税负和劳动用工的调整。“从金融危机到现在连续将近七八年的经济下行态势，原来的税负政策、用工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的一些配套是否符合?如果不符合就得调整，税负首先得调整;劳动用工方面，劳动合同法也要进行调整，提供劳动用工的灵活性，首先要保证企业能生存，劳动用工要促进企业发展。而现在的劳动用工不符合我们目前社会经济结构的现状，优秀人才又招不进来，低劣的劳动用工又辞退不去，这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吴建荣也提出，政府应该在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方面多多关心。另外，给中小企业一些贴息，政府搞一些担保制度给它们做担保。因为中小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这块资金，很难转型升级。
冯立果分析说，中国制造业衰微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过多的行政管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包括对劳动力、资金和生产要素等的管制。
比如，在对劳动力的管制方面，由于计划生育，使劳动力紧张大概提前了10年，人口红利也提前10年结束，现在，低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没有了。
在对生产要素的管制方面，国内的油、天然气、糖、煤炭、铁矿石、棉花等价格都要比国外高。其中，棉花要比国外普通市场价格每吨高几千块钱，但我们有棉花收储体制。企业不能向国外直接买棉花。必须买一部分中储棉的棉花，再去国外进口。这些上游的原材料的核心问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供给不足，从而导致价格很高。
冯立果认为，现在的这种生产关系比较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是去改生产产品的企业，改革约束企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根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的计算，2014年中国财政供养的各类人员规模为7600万，比2007年增加了900万，官民比例高达1∶19。一个人按10万元算，包括工资、社保等在内，就是7.6万亿元，这些支出是刚性的，这就造成了上层建筑负担重。
2014年GDP达60万亿，但政府通过税收、各种费、各种基金等收走了24万亿，占三分之一还多，留给企业和居民的不到三分之二。
“减税已经说了好多年，但大规模减税还做不到。”冯立果说，中国现在每年有固定的大量财政支出，比如7600万人吃财政饭的这笔刚性支出，这些制约性因素造成很多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下去，放松管制、解放生产力无法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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