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谷歌的图片搜索，陆勇在日本一家网上商店上找到了它，之后拜托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相识的日本客户购买，通过药厂经销商，联系上印度药厂。当得知一年的药物只需3000元时，陆勇觉得，至少让更多病友看到了希望。
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自己身上做试验，逐渐由昂贵的正版药替换成廉价的仿制药。他去医院拉了体检报告，显示指标正常，第一时间将消息发布到群里。
2011年，为方便病友打钱买药，陆勇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也正因此，他在两年后，因为“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销售假药罪”，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拘留。截至2015年2月15号听证会那天，一共有993个病友在网上签名声援。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陆勇的案子很快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关于是否代购谋利，生命权与专利权之间的矛盾，民众针对该案的讨论，迅速形成舆论漩涡。
陆勇一直试图解释，自己并未打法律的擦边球，也没有从中赚钱。“销售假药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这个药是假的，没有进入中国药监局注册，一个是销售型，不管盈利，但存在差价便可定罪。我当时很清楚，所以一直遵循一个原则，你要买药的话，我告诉你我的情况，然后把渠道全部公开，包括怎么跟印度联系，怎么汇款，QQ群里都是有模板的。但是有些人外语不好，确实还是要由我来完成，我应该是一个桥梁。”
邮购印度“格列卫”的操作手册
他同时反问：“如果连命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去遵守专利？”
“没有我陆勇，也有程勇、李勇对不对？”
编剧韩三女也在此时找到陆勇，想把他的故事写成剧本，拍成电影。
谁也没有想到，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不仅在票房上获得空前成功，还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高分电影。电影刚上映那几天，陆勇每天要接待十几家媒体，但都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表述，配合摆拍，甚至在夜里接受采访。
陆勇自己看过三遍电影。第一次是5月28号在北京片方的放映室，看到有好几处，他流泪了。
比如王传君演的吕受益上吊自杀那段。印度仿制药断了渠道，唯一的办法是做移植。最后那一幕，吕见妻子和孩子在病床边熟睡，觉得自己是苦难的来源。在高企的医治费用、不甚明朗的病情进展面前，他选择结束生命，守护作为身为丈夫和父亲最后的尊严。
另一个悲剧人物黄毛，为了保护药品开车冲出去，结果遭遇车祸去世。现实中，陆勇的父亲在去洽谈工厂业务的路上，出车祸离世，成为他心里永远的郁结。
从左至右：黄毛、程勇、吕受益（人名为剧中人物）
“这都是我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的例子。我总会想起这些经历过相同命运的人，很难受。”
但现实中的苦难，又远比已经戏剧化的电影更复杂。
陆勇看到过更多遭遇疾病以后家庭发生的变故，离婚的、离家出走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人性中的丑陋或冷漠。无数家庭和个人，不断对抗疼痛、挣扎和绝望，成为他们生命永恒的注脚。这种残酷和现实的一面，终究无法完全体现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
只是有些事必须得做。“没有我陆勇，也有程勇、李勇对不对？这本身是一个矛盾，所以它早晚会爆发出来的。我的价值倒不在于说帮了一个群体，我没有那么大能量，更大的在于是一个契机，引起社会的关注，然后医改往前走了很大一步。”
一位女士称，因为陆勇，自己的公公才吃上了药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中国许多省市陆续把原研药格列卫列入医保。江苏的政策是，购买3个月的药可赠送9个月的药，一年花18000元左右。与此同时，专利期之后，中国目前也有3家药厂在生产仿制药，一盒的价格是3000元-5000元。
不只是格列卫。新华社7月13日报道，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医保局将开展2018年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在此前一次沟通会上，参会的10家外资企业和8家内资企业相关代表表示，将积极配合，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真正让患者用上好药、用得起药。
而票房及口碑的发酵，让电影带来的影响力，远比之前的那次媒体轰炸来得更巨大。“社会价值不是钱能衡量的。”陆勇说。
《我不是药神》中的病友
这个工厂是我活命最重要的依靠
张俊是来自安徽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网商，一次性就在陆勇的1688网店里买下10万双手套。同为工厂的老板，他很明白陆勇当时的心境。“我是安徽的，一个种姜的农民，我生在最贫穷的县城里，就像电影里说的一样，知道穷人生了‘穷病’意味着什么。”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徐峥饰演的主人公程勇后来开了一家针织厂。在真实的生活中，陆勇开了一家针织手套厂。他在创业之初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与国外客户打交道，后来又开通了1688网店做批发生意。
陆勇的针织手套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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