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凌晨3点，于光远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7岁。他既是大学问家，也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酒文化”的概念：围绕“酒”所产生物质的、技艺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总和。他的“八字人生”，读来受益匪浅。
书匠宝元早年毕业于财经院校，自认是学经济学出身。在大学期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的就是于光远与苏星先生编写的小册子。可以说，于光远与早年去世的孙冶方先生，是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后才有机会上大学的60后经济学人的启蒙老师，也是上个世纪额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两位经济学理论先锋和弄潮儿，更是书匠宝元我偶像时代最崇拜的两位学术老前辈。
那个什么都“短缺”的年代，也是对知识、学术、学问、文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饥似渴”的时代。现在都在讲什么“学术前沿”，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学人来说，于老先生、孙老先生就是我们的“学术前沿”，因此我每天的学术活动都是紧跟追随他们两位前辈的个人动态走。印象中，两位偶像性格迥异、学术风格也不同，与孙冶方先生专注、严谨、认真乃至较真，喜欢并提倡“抠概念”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于光远先生视野广阔、知识面广、达观包容、思维敏捷，其身份多重、声音多元、观点多变，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政治家邓小平先生一样，老而不僵，且越老思维越敏捷，总能够紧跟时代脉搏、站在时代前列，不时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乃至新学科……令当时还自以为年少的书匠宝元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佩服得五体投地。
孙冶方先生去世较早，书匠粉丝与大偶像无缘际会。对于偶像于老先生，倒是在宝元的追逐下有关几次“秒闪”般的交集。1991年，从湖北硕士研究生毕业做论文调查研究时，与一位延安的同学专程到北京(这也是第一次来到“一心向往天安门”的首都北京城)建国门社科院办公地点求见于偶像。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治理整顿”的政治经济形势还很紧张，于老先生的办公室被撤销，正被软禁在家接受“内部帮助会”的再教育;我们通过他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表达了我们求教的意愿，于老先生专门委派他的一位博士生与我们恳谈了一个上午，正是那次会面才第一次知道“做研究应该从假设出发”等等一些基本的学术套路和方法论规范，可谓受益匪浅。
真正见到偶像于光远先生，是又过了十多年以后的事情。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所成立三周年的一个学术活动，李晓西教授将于光远、杜润生、宋涛等几位经济学界老前辈青请来，与大中小学生们一起对话交流，会后才有机会上前与老人家言说“追星旧话”、诉说“学术衷肠”，并得到先生签字赠书。后来，听说先生患病，但在每年一度的首都经济学春节团拜会上，还能够间或看到老先生坐着轮椅的身影，或听到他发表的新年新作。
于老先生是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实践家，不仅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而且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更是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走向文明、与时俱进、繁荣昌盛都值得追逐模仿学习的“标杆式人物”。
这不仅是因为他曾起草过邓小平的讲话，也不仅是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四大老”(其他三老是陈翰笙、薛暮桥、杜润生)，更不在于他曾当过那么多政府大机构的处长、所长、院长乃至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多重行政头衔，而在于他凭借睿智和勤奋总能够与时俱进突破历史局限永远站在时代的求真求实风格和锐意创新精神，在于他能够紧接地气、放眼世界直面并深入参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引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走向民主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大师风范。
斯人已逝去，精神永照耀。让我们仰望于老先生的伟岸背影，但愿国人能够朝着坚定不移地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继续阔步前行吧!
于光远简介：原名郁锺正，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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