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酒受重视，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商代时，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在甲骨文记载中有许多关于祭祀农作物丰收的例子，其中有禾、黍、稻、年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业的发达。
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是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三代时有无酒不成礼，特别是在祭祀活动中，酒在祭祀中是不可缺少的。商周时期，美酒盛于青铜酒器中，这些酒器的制作十分精美。
青铜酒器最早器物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商周时期的酒器基本沿袭了夏的风格，并有了较大的发展。其酒器品种繁多，有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有人进行统计研究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
在商周时期的酒器中，煮酒器大多为三足或四足形器物。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有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贮酒器有卣、瓿、彝、壘等;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较为明细的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商周时期邢域的酒文化十分发达，商代时邢台为商王畿地区，尤其是在邢台区域建立商王的离宫别馆，其地位更加显著。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纣王)置广沙丘平台……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从置“以酒为池”可以想象当时酿酒业的发达程度。
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在我市有许多发现，觚为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五、六十年代在曹演庄遗址中曾发现多件青铜酒器，其中有族徽的青铜觚，这件铜爵高22厘米，为商代中期常样式，有“亚”字族徽。
爵是青铜酒器常见的器物，属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我市此类酒器发现较多，如清河县发现的商代(或夏晚期)青铜爵，平底，长流，具有商代早期青铜器风格。1958年在临城县曾发现一件有铭文的青铜爵，铸有三字“祖父癸”，器高22.1厘米。
西周时期，邢台为邢国的国都，其大致的地望应在南小汪遗址一带，自199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当时在工商局后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出土一片西周时期的邢国甲骨文，这片甲骨文揭示了南小汪遗址与邢国国都的关系，后来在公园东街进行调查时，发现一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一组青铜品，有鼎、尊、爵、觯等。
在这组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中除鼎外，均为酒器。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南小汪西周酒尊即是当时使用的重要礼器。除青铜尊还有爵，这件铜爵造型精致，有三足、鋬和流。器周身饰有纹饰，在柱上铸有“耳为父癸”四字。
觯是南小汪青铜酒器中的组合之一，觯是当时的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有的器物上还有盖。《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爵、觯都是饮酒时用器，在商周时使用和功能划分很细。在《考工记·梓人》注中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春秋战国时期，邢国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其酒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邢台西南的董村，即今天的新兴大街西端发现密集的战国墓群，在墓葬中发现了许多与酒有关的陶器，其中有彩绘的陶壶、尊、盉等。1958年在邢台市南大汪发现一座战国时期大墓，其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是青铜壶，这件铜壶高49厘米，口径16.5厘米，器身饰有纹饰，底座的有镂空纹，在壶身上有四条动物(龙)，有盖。其造型精致，古朴大方，纹饰生动，是建国以来我市发现的青铜器精品之一。
商周时期的酒器，与史前酒器相比，无论从酒器的质料上或是从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说明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已相当发达，而且也代表着商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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